中国化工之父范旭东
——青少年期间在长沙市之长沙县、开福区的活动轨迹
作者 黄守愚
范旭东（1883—1945）是中国化工之父、世界企业精神之父。他是鸦片战争以来实现了从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到自主创新科技、再到向全球输出科技的梦想的第一人，因此享誉世界。1945年10月，范旭东逝世，毛泽东评价他为“工业先导，功在中华”；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赞誉他是四个不可忘记的人之一。而当时的熊十力、胡适、陶行知、卢作孚、陈光甫、周作民、章乃器、黄炎培、李烛尘、侯德榜、任鸿隽、吴承洛、张洪沅等各界人士都对他有高度评价。沈阳的中国工业博物馆内，列举中国工业七块丰碑，第一是曾国藩，第二是张之洞，第三是范旭东。
(中国化工之父范旭东)
晚年几十年，一般是转述前人之说法来介绍范旭东的家世，从未公开提供合理证据，实则不符合古今中外的学术规范。2023年到2024年，我依据大量一手资料、二手资料，首次在学术上证实了范旭东的祖籍地、世居地、出生地。也因此判定，范旭东在1883年到1900年之间，主要活动于今长沙市，以今长沙县、开福区等一带为中心，向外扩张。
（1949年前两幅洋长沙地图，暂未查证测绘时间）
在清朝，长沙分善化县、长沙县，城内大致以今五一路为界，南属善化县，北为长沙县。1912年，善化县、长沙县合并为长沙县，辖区涵盖今长沙市的长沙县、芙蓉区、天心区、雨花区、开福区、岳麓区、望城区等。1933年，湖南省政府将长沙县辖的长沙城区及近郊区划出，成立长沙市，实行市、县分治。此后，1939年，长沙市一度又并入长沙县，直到1942年长沙市恢复。在1933年之前，今日长沙市开福区辖区在清代长沙县范围之内，而今日的长沙县只是1912年长沙县的一小部分。
关于长沙东乡、长沙西乡、善化西乡、善化东乡的说法，是以湘江为界，河西为西乡，河东为东乡。官修地方志上只记载了东乡、西乡。但是查族谱、私人文献，民间还存在长沙北乡、善化南乡的说法。可知，1912年之后，民间也会有长沙东乡、西乡、南乡、北乡之说。
（1946年长沙县地图）
言必有据，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毋剿说”，这是古训。1825年、1859年、1906年三套范氏家乘，为查明范旭东祖上迁徙情况提供了铁证；范旭东在1944年赴美开会、借款之前亲自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交的中英文“传略”，为论证范旭东出生于长沙提供了关键性的铁证。范旭东、萧豹文自幼是朋友，都留学日本，也是创业伙伴。《供给为范旭东先生作传者之参考资料》（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1950年12月印行）是萧豹文的亲历、亲见、亲闻，属可靠的一手资料，为追溯范旭东早年踪迹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道光五年（1825）《范氏家谱》）
（咸丰九年（1859）《范氏族谱》）
（光绪三十二年（1906）《范氏家谱》）
追溯：范氏先祖定居开福寺附近黑水塘一带105年
据1825年湘阴（今汨罗）高平堂《范氏家谱》，南宋末年，范仲淹后裔的一支，自姑苏宦游来湘。南宋咸淳九年（1273），这一支的范训清从辰州迁居长沙湘春门外开福寺附近的黑水塘及壕上邓家神一带。范训清与子孙四代，住在黑水塘一带有105年。而据范亮主编的长沙县双江乡（今长沙县金井镇双江片区）《老鹳咀范氏家谱》，范训清的弟弟范训廉也迁长沙湘春门外黑水塘，其子孙衍为长沙范氏。因事有主次，暂不枝蔓。
相传碧浪湖是马希范避暑处，大约有二三十顷，湖周四五里。李元度《开浚长沙城北新河议》，“长沙城北四里许，有碧浪湖，五代时楚王马希范避暑处也。俗称黑罗塘，一称黑潦塘，盖方音转注耳。”“湖广袤约二三十顷，周四五里。春夏成巨浸，至冬渐涸。上有九尾冲，小溪来注之。”
据开福寺《开福紫薇堂莲池谱》，黑水塘出产黑螺，周边土地肥沃，因而这一带住户比较多。黑水塘是民间的俗称，又称王塘、黑潦塘、黑螺塘、黑罗塘等，雅名是碧浪湖。嘉庆《长沙县志》卷四云：“碧浪湖，县北五里，即紫微山古开福寺后黑潦塘。”嘉庆《长沙县志》卷二十四云：“开福寺，湘春门外二里紫微山碧浪湖之前。”碧浪湖有罗家桥，嘉庆《长沙县志》卷五云：“罗家桥，开福寺后碧浪湖。”
过去有一条新河，是湘江连通浏阳河的人工港湾，中间经过碧浪湖。湘江是自南向北流，长沙古城一带湾少水急，不利于停泊。每遇风浪暴作，损失惨重。为此，船只选择停在橘子洲。停在橘子洲，起货载货，又要靠小船驳运，费用巨大。明朝时，往来的漕船、饷船、淮纲盐船、滇省铜船、外国贡船、官船、商船等比较多，无不需要与长沙城内交接，甚为不便，并且橘子洲也是直流，经常失事。地方官有悲天悯人之心，想开挖一条人工河来停泊船只。到了清朝，偏沅巡抚移驻长沙，长沙成为大都会，比过去更加繁荣。于是，开挖人工河港是当务之急了。康熙二十五年(1686)，偏沅巡抚王艮在长沙北门外开凿新河。后因河身逼窄，岁久淤废。康熙晚期，偏沅巡抚赵申乔重浚，也复淤。雍正五年(1727)、乾隆二十七年(1762)，湖南巡抚王国栋、陈宏谋两次组织疏浚，使新河两岸均可泊船。乾隆《长沙府志》卷五云：“紫薇山，县北五里即开福寺地，黑潦塘绕其后，新开河潆其前，林木阴翳，规制宏敞。”又云：“新开河，在开福寺西。康熙间抚臣王艮，因舟航过郡，每遇风涛，无处可以停泊，商贾苦之，于城北相度开浚引大河水，从黑潦塘西下，沿新太桥通城外便河，泊舟甚便，奈河身偪窄，岁久淤废。嗣抚臣赵申乔重浚，今淤。”
乾隆十一年（1746），巡抚杨公锡绂奏请开浚南湖港，旋淤，停泊不了多少船只。咸丰年间，湖南巡抚骆秉章用石头修筑新河之两岸。同治年间，李元度《开浚长沙城北新河议》，主张善创不如善因，依前人之旧基，接通新河与碧浪湖，反对自北门、小吴门走陆路凿通湖蹟渡（回西渡），连接浏阳河。光绪二十三年(1897)，湖南巡抚陈宝箴再倡疏浚新河。次年，陈宝箴被革职，工程停顿。光绪三十四年(1908)，巡抚岑春蓂重新开挖竣工。湘商领袖朱昌琳先后捐资十三万两白银，将湘江、碧浪湖和浏阳河凿通，河长数里，泊船盈万，使得这一带成为了商业繁华区。
考信：范旭东出生于今长沙县安沙镇
范训清的曾孙范兴旺、范兴华，在元末避乱于黑麋峰之巅，梦中得神启，下山后勘察附近的地理，觉得汉家山是风水宝地，乃于明洪武十一年（1378）卜居汉家山东北麓汉家塘（旧属湘阴一都，今属汨罗市弼时镇）。
汉家山是长沙的门户，离长沙北门40公里左右，乃长沙县北与汨罗市（1966年从湘阴县析出）的界山，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汉家山汨罗一侧清时属湘阴一都，长沙县一侧清时属长沙县淳化都（今长沙县安沙镇）和大贤都（今长沙县北山镇）。
这一支范氏至康熙末年，始修族谱，称“湘阴一都范氏”。据三套范氏家乘，第1世范训清迁长沙开福寺附近，第4世范兴旺、范兴华迁湘阴一都（今汨罗），第5世分流，其中范兴华派下有“添政公支”。属“添政公支”的第10世范德邦，为第9世范景占的第六房，定居湘阴一都花屋场（今汨罗弼时镇大里塘村立新组，现建成长沙经开区汨罗飞地工业园）。其派衍繁昌，被尊为“花屋场祖”。范旭东属于“花屋场派”血统。
属“花屋场派”的范氏第10世至17世，居住在花屋场。第18世范瞻霖（范旭东高祖父），与兄弟共6人于乾隆年间（1736—1795）侨居岳阳南门外柴家岭经商。范旭东曾祖父范骥（范氏第19世）在道光八年（1828）中举前后，迁住长沙东乡淳化都四甲下五区土地湾（今长沙县安沙镇新华村土地湾），而祖父范章敏、父亲范嗣琛都定居于此。按照世系表，范旭东是湘阴一都范氏22世，范仲淹31世。
据1906年版《范氏家谱》，范骥葬在今安沙镇土地湾自家屋后不远处，妻子孔氏则葬在屋后，而范嗣琛第1个妻子袁氏也葬在屋后。据1859年版《范氏族谱》，范章敏是该谱协修，1859年到高阳县找父亲范骥作序，领谱记录里面写明了他住在长沙县斗第湾（土地湾）。
范旭东曾祖父范骥，在直隶一带做知县，1870年去世时，直隶总督曾国藩特地嘱咐儿子曾纪泽赠送奠仪100两银子。据萧豹文《供给为范旭东先生作传者之参考资料》记载，范旭东祖父在长沙东乡办学，引用明代大儒陈献章的名言收徒，以南宋大儒陆九渊的名言自警。可知范章敏是一位致力于民间教育、地方自治的乡村大儒。过去，皆云“范旭东祖父”当过大兴县知县，然在地方志、官方档案里查无记录，族谱上也仅写其捐官，未考得功名、当官。长沙理工大学刘范弟教授研读萧豹文《供给为范旭东先生作传者之参考资料》时分析，应是文中“曾祖父”在排版时掉了一个“曾”，由此造成了今人介绍范旭东的各种讹误。诸多书刊说，范旭东祖父、父亲在同一年相继去世，家境一落千丈，则属臆造了。查1906年《范氏家谱》，范章敏、范嗣琛的去世时间分别是1869年、1889年，二者相距20年。
《范锐》卷宗之范旭东“传略”（台北“国史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全宗档案系列之三，档号129-030000-1245）
有大量成文于1951年之前的一手资料可以证实范旭东出生于长沙东乡，且目前也根本无法推翻这种说法。1937年《产业界》杂志上的“现代实业家汇志”之《范旭东先生》称，范旭东出生于长沙。范旭东在1944年赴美参加国际通商会议、借款前，亲自向“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提交了中英文“传略”各一份，其自称为湘阴县人（即祖籍湘阴县，今为汨罗市），1883年出生于长沙。1946年《科学》刊发追悼系列纪念文章，其中出自范旭东部下侯德榜（福建人）、阎幼甫（今长沙开福区沙坪街道洋石塘人）之手的《范旭东先生年表》称，范旭东1883年出生于长沙。1947年金城银行《金声》发表追悼专辑，其《范先生传》称，范旭东是“湖南湘阴人，光绪九年出生于湖南长沙”。范旭东是金城银行监察人，提交过简历，而周作民是《金声》创办人，二人是同学、盟友。1949年第15卷第3期《科学画报》之《范旭东先生》，称范旭东出生于湖南省会长沙。1950年出版的萧豹文《供给为范旭东先生作传者之参考资料》称，“范旭东先生，湖南省湘阴县人。湘阴之南，毗连长沙，故世居长沙之东乡。”又说，范旭东“前清光绪九年（一八八三）癸未，九月二十四日生”。
（1937年《产业界》杂志上的“现代实业家汇志”之《范旭东先生》）
(萧豹文《供给为范旭东先生作传者之参考资料》，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1950年12月印行)
查“世居”一概念在明清、民国时期的用法，可指祖籍、三代以上定居等多种情况。祖籍、户籍与田产、房产，在过去存在不一的现象。祖籍，可能是定居地，也可能为非。萧豹文说范旭东世居长沙东乡，是指自范骥至范旭东四代定居长沙东乡。范旭东《先兄静生先生行述》说，“吾家世居湘阴，先世本籍江苏”，此“世居”是指祖籍。
在过去，严格区分本籍、客籍（寄籍），与科举考试的学额、官员回避制度有关。不同的县，秀才的名额有多寡。不同的省，举人的名额有多寡。为防止冒籍，清朝规定要有三代祖坟、纳税20年记录、田产、房产、邻里甘结才能入籍，祖父入籍20年、邻里甘结、秀才担保方可参加科举考试；定居60年，与土著无异，凭邻里甘结，可自动入籍。官员回避制度，即不允许在原籍为官，则容易理解，无须赘述。若断以范骥在道光八年（1828）迁居长沙，到光绪十四年（1888）范旭东6岁时，已有60年。
杨树达嫡孙杨逢彬教授《长沙的沈家》云：“我伯父和父亲的友人朱正先生，在他的《大时代小书生》中说：‘我出生在湖南长沙。“我是湖南长沙人”的说法，我一般不用，因为我从小就被告知，我们家在安徽歙县。大约在清朝中叶，我的远祖文莱公到湖南来做个小官，不久就客死湖南，家眷没有能力返回故乡，就流落在湖南了。我不清楚，我算是朱家在湖南的第几代。’朱家在湖南住了两百多年，依然自称安徽人，今天的人很难理解，但在以往的长沙一带，却是普遍现象。外地人，尤其是下江人，尽管到长沙已经一两百年，繁衍五六代甚至七八代了，却仍然说自己是下江某地人。”
我认为，过去强调自己为哪里人，宣示籍贯究竟是以血缘主义，还是以地缘主义，与社群的关系网络存在关联。下江人，在长沙建立了同乡会组织，以祖籍为属，方能进入同乡会社群；若是改口为长沙籍，那么同乡会将崩坏。若是少数人，无同乡会社群，改口长沙籍，融入当地，则为上上计。
一事多表、各表，是过去的因时制宜。叶德辉，祖籍江苏吴县，落籍湘潭县，定居长沙城内之善化县。叶德辉自述为吴县人，册称湘潭县人；当他以善化县为主体之时，也会自述为善化县人；而今人又称其为长沙人。故范旭东以湘阴为籍贯，自称“湘阴人”，然并不妨碍他又自称“长沙人”。
过去，祖籍、出生地不一的案例，不胜胪举。陈寅恪祖籍义宁县，丁善庆祖籍清泉县，俞明颐祖籍山阴县，叶德辉祖籍吴县，聂云台祖籍衡山县，丁鹏翥祖籍衡阳县，金岳霖祖籍诸暨县，程干帆祖籍宁乡县，郭道晖祖籍湘阴县，皆生于长沙。
一阴一阳，变化不居，从来都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今，也有人采用地缘主义，认为范旭东是“长沙籍”“长沙人”“长沙东乡人”，如陈先枢《湖南老商号》（湖南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长沙近代工商业》（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作“长沙籍”，《张伯苓全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作“湖南长沙人”，《中国工程师史》第二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作“湖南长沙东乡人”，《民国时期远东第一》（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办之“江苏省情网”2017年） 作“湖南长沙东乡人”，中共乐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编《乐山简史》（团结出版社2022年版）作“湖南长沙人”。
（《中国工程师史》第二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作“湖南长沙东乡人”）
实证：范旭东住在今开福区保节堂街
1894年，10岁的萧豹文随叔父来长沙城内荷花池求忠书院读书，认识了常来书院听讲、看书的12岁的范旭东。此时，范家居住于长沙省城保节堂街（今长沙市开福区营盘路与蔡锷路交界的湖南中医附二一带），萧豹文住在荷花池精舍（今开福区荷花池巷一带），两人居住地不到1公里，私下来往密切。保节堂街大约有500多米长，在当时则属于比较长的大街。在范家，萧豹文亲见范源廉洗衣服，范旭东背米、烧火煮饭，范旭东的姑妈范氏讲《左传》故事等。
在当时，长沙有保节堂、全节堂、励节堂之类的慈善机构，赈济与抚恤城乡的贫苦节妇，每年按季或按月发放恤费9600文钱。光绪《善化县志》卷十云：“保节堂，创于道光年间，振䘏城厢节妇之贫苦者。”清末的长沙县儒商朱昌琳乐善好施，是保节堂的捐款人之一。按民国惯例，住堂每月领取恤费谓之“吃内粮”，住家则每季度领取恤费谓之“吃外粮”。
上有婆婆，下有儿女，为了让一家6口人生活好，谢氏或申请到了保节堂的恤费。梁启超《范母谢太夫人七十寿言》云，范旭东母亲谢氏“居保节堂，自庸其力，以养衰姑，教弱子”。范旭东的外侄许复七回忆说：“范旭东以前家境很穷，他少年丧父，随母兄住在长沙市，一度他们住在保节堂里面，靠这个慈善机构供养度日，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从情理上分析，并依据萧豹文的记述，谢氏没有入住保节堂内约9平方米大小的单间。可能是范家住在保节堂街，让人产生了谢氏入住保节堂的联想。
据范旭东《先兄静生先生行述》，父亲范嗣琛是秀才，在长沙城内教私塾为生。范嗣琛在1889年病逝后，出身善化西乡（今长沙市岳麓区坪塘街道）白泉谢氏书香门第的范母，有大家闺秀之风，坚持不改嫁，以做手工活来谋生，抚养三个孩子。据梁启超《范母谢太夫人七十寿言》记载，范氏兄弟白天劳作，晚上挑灯夜读，而谢氏、范氏在旁督促和辅导。梁启超评价谢氏如伊尹，“盖圣之任矣”，范源廉、范旭东“被服儒素”，“皆受性于母，且能率母教以有是也”。章士钊《范静生之太夫人七十寿序》评价谢氏说，“内政井井，教子尤劬。而其宏通有经世志，迥非寻常女流之匹”，“实全湘之大母也”。
舅舅谢锡蕃（1858—1920）是监生，在湖南省的一些县城做幕僚谋生，累功保候补知县，加同知衔。光绪十八年（1892），范源廉17岁之时，跟随舅舅在清泉县读书，学问突飞猛进，两年后在刘姓家里教小孩子读书，收入丰厚，范家家境稍微转好 。
1897年夏，范旭东祖母邹氏病逝，范源廉如礼营葬长沙县大贤都白庙子（今开福区捞刀河街道高源社区白庙子），被誉为“克尽承重孙职”。1898年春，范源廉考入时务学堂（今开福区三贵街）第二期读书，稍后还带在捞刀河读私塾的范旭东来听课，并赠送《黄书》《明夷待访录》《湘学报》《列国变通兴盛记》等。戊戌变法失败后，范旭东一度在省城私塾读书，稍后又去捞刀河私塾学绘画、雕刻，并参加了科举考试。
1900年，唐才常谋划在武汉举行自立军起义，事泄后，英勇就义。当时的范源廉回国参与其事，在武汉住了一个晚上，次日回长沙。动身后一个小时，唐才常等人就被清兵包围了，范源廉幸免于难。范源廉乘船回到长沙之时，听说官府正在抓捕义士，迅速藏身官园。官园一般是指大官园，非大官园附近的小官园，大官园在上东长街、下东长街交界处，大概在今开福区五一路与蔡锷路交界处东北角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一带。
时务学堂的同学陈其殷（今长沙县安沙镇宋家桥荷叶湖人）连夜过来通报，长沙不可久留，并帮忙谋划出走事宜。时务学堂的许直（善化圭塘人，住在长沙城内东茅巷，今长沙市芙蓉区东茅街）与妻子何琳荪（著名书法家何绍基的孙女）变卖首饰、衣物，赠送200两银子给范氏兄弟作为路费、学费，以助其尽快离开长沙。这个时候，陈其殷的亲翁、湘军名将黄忠浩租赁了一条大帆船去武汉，他趁机将范氏兄弟藏在船舱底下，并亲自护送到靖港。两兄弟到了武汉之后，走上海，东渡日本求学。因姑妈范氏被官府骚扰得患有精神性疾病，到1900年底，范旭东还赶回长沙，护送母亲、姑妈去武汉避难。
调查：范旭东求学今开福区
求忠书院在长沙北门内古荷花池东，咸丰年间所建，昭彰忠勇，招收湘军死难将帅子弟肄业，有点类似于贵胄学校。求忠书院与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相当，同称“清末三大书院”。据萧豹文的记载，他在甲午（1894）到求忠书院读书，范旭东常来书院听讲看书。萧豹文还提到了思贤讲舍、湘水校经堂。其中，思贤讲舍在曾国藩祠之侧，是中国第一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在光绪七年（1881）创办的一所专门崇祀王船山的书院。这里长期举行会讲，既求实学，也谈洋务，旨在兴学育才和改变人心风俗。范家离思贤讲舍不到1公里。范旭东此时常去思贤讲舍，已接触到船山学。
据范旭东自述，曾随兄长范源廉赴时务学堂、南学会听过演讲。据萧豹文的记载，范旭东在1896年求学捞刀河吴镜蓉私塾馆。
2024年8月7日下午，我来到捞刀河街道高源社区白庙子吴洪建老先生家，查看了1931年版《星沙吴氏族谱》。《星沙吴氏族谱》上的吴卓勋、吴镜秋，应与1906年版《范氏家谱》记载的吴卓勋、吴镜秋是相同的两个人。1897年，范旭东的祖母邹氏病逝，葬在长沙县大贤都十甲白庙子吴姓后山，吴卓勋是范家买墓地的“出笔人”。范旭东的姑妈1906年病逝，葬在白庙子吴姓后山，吴镜秋是“出笔人”。如今当地也只有一家吴姓，依据《星沙吴氏族谱》，吴洪建老先生的曾祖父住在此地，而吴卓勋是吴洪建的伯祖父。吴镜秋是吴氏家族的一位大学问家、教书先生。
据《星沙吴氏族谱》、吴邦达《镜秋公传》，吴镜秋（1852—1928），谱名安鼎，字劲秋，又作镜秋，号炳然，通经达史，习礼精易，工诗文，擅长雕刻、绘画等，品行高洁，超拔流俗。其曾游幕多省，学生有数百人，显达者数十人。范旭东曾在捞刀河学习雕刻、绘画，与《镜秋公传》相印。古人的名、字、号繁多，且写法不一，变化无常，也未必全部载录入家谱，故同时采信萧豹文、《星沙吴氏族谱》之说，吴镜蓉即吴镜秋（吴劲秋、吴安鼎）。
据吴洪建老先生回忆，民国时期，他的伯父在白庙子办私塾，学堂可容纳十余人。白庙子离捞刀河古镇距离不远，2公里左右。吴镜秋家在长沙县大贤都虾塘冲（今属长沙县北山镇），离白庙子14公里左右。范旭东在保节堂街的家离白庙子也有15公里左右。
据范旭东的自述，其在捞刀河读书，是读住学。吴镜秋私塾馆，可能就在白庙子，也可能在当时的市镇。吴镜秋还可能在捞刀河、家里同时办私塾。故吴镜秋私塾馆究竟在哪里，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调查。
待访：范旭东的湖南关系网络
范旭东之母与许氏家族有亲戚关系，而许直在1900年赠送范氏兄弟去日本的路费，范旭东与许直堂妹许馥结为夫妻，与舅子许推、许直、许绍周交往甚密，其相关情况也尚待调查、考证。
范旭东何时从长沙东乡土地湾迁居省城内保节堂街，尚待考证。据范旭东的自述，他还在省城内就读私塾。范旭东究竟是在城内哪里读私塾，师从何人，也尚待调查、考证。
阎幼甫是黄兴的学生，因有功于辛亥革命，被孙中山授予陆军中将，其后留学德国，在1932年出任范旭东旗下《海王》旬刊主编。阎幼甫的老家在长沙县洋石塘（今开福区沙坪街道洋石塘），阎氏祠堂在长沙县罗汉庄（今开福区捞刀河街道）。其具体情况也尚待进一步调查、考证。
时任武汉大学教授的石声汉（1951年入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被范旭东许以“国士”，受委托在1944年创作了中国人自己的人生观哲学著作——《生命新观》。查石声汉的《荔尾词存自序》，他祖籍湘潭仙女乡，世居长沙东乡，出生于云南昆明，在长沙古城有房产。稽考1898年版《中湘石氏四修族谱》，石声汉的天祖石养悦乾隆年间迁来长沙，可以印证《荔尾词存自序》的说法。石定枎为乃父石声汉作传时，提到的长沙地名有鹿芝岭、仙人市、鹧鸪塘、长冲村。据湖南图书馆寻霖《湖南氏族源流》，有1992年长沙石氏（石声汉家族）未刊族谱，述及石氏家族置公产于东乡鹧鸪塘陈家坪，也与《荔尾词存自序》的说法相合。虽然这些地名都可以在今长沙县黄兴镇找到，但是要确证石声汉教授的长沙东乡世居地、古城内住所，还需进一步调查。
范宇住在今长沙县安沙镇土地湾范旭东祖屋遗址相邻的戴家屋场，爷爷范润泉俗称“范大爹”，原是湘阴一都范家方人，当律师，做盐生意，在民国时期迁居长沙县。范润泉的弟弟范兼善（号涂泉），俗称“范三爹”，1912年24岁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晚年住在开福区成功街6号。他功成名就后，曾向南岳大庙捐献了一根大石柱，刻有名字的柱子至今矗立在大殿内，让子孙后代引以为荣。2024年5月11日下午，我通过开福区有关部门找到了范兼善的85岁孙女范大成。5月12日上午，我与范宇、黄水龙、范良术等采访了范大成，她1940年出生于今长沙县安沙镇范润泉家，小时候去吊唁过范润泉，1949年后也去范宇家走过亲戚，认识几岁的小范宇。范润泉、范兼善还有一个弟弟“范五爹”，住在汨罗市弼时镇（原湘阴），已不知其名号了，不过其后代仍住在范家方。
今安沙镇老人称范润泉为“盐贩子”，而范旭东是开精盐工厂的，二范应存在关联。范宇的妹妹说，范源廉、范旭东是她的叔爷爷。还有人说，在1912年后，范润泉买下范旭东的祖屋和田产，遂从范家方迁居长沙县。目前，尚待收集更多范氏族谱，以追溯范润泉的血统及其与范旭东的关系。
至于范旭东与长沙章克恭、李穆、余啸秋、杨运珊、李倜夫、萧豹文、陈沧来、李国钦、龚饮冰、李承干、李维城、曹典球等，外堂侄许复七（许直之子）、许孕六（许直之子）、许滕八（许绍周之子）、许杏村（许瑶光长兄之曾孙）、族侄范维（住长沙）等，以及湖南省内的永顺李烛尘、新化唐汉三、新化邬干于、新化刘养轩、湘潭李滋敏、宁乡张佐汤、宁乡石上渠、桃源聂汤谷等的“同谊”，皆尚待进一步调查、考证。这些涉及到今长沙市各区县、湖南部分县市，有点复杂，应戒急用忍，慢慢来。
作者介绍：黄守愚，当代杰出的青年文化学者与思想史研究专家，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和独特的文化视角在学术界与文化界独树一帜。作为造诣颇深的楹联家和书画评论家，他的见解独到，备受推崇。现任船山学社副社长及湖湘儒学高等研究中心理事长，黄守愚先生不仅致力于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与研究，更积极推动其传承与发展，为中华文化的繁荣贡献智慧与力量。他的工作展现了新时代学者的责任担当与文化情怀，是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杰出代表。
校对｜刘云云 责编｜初心
